第一节 岳州成立商会
岳州自开埠与外洋通商，即设立商务管理局。局长为政府官吏，官衙高踞在上，对工商业者，并无裨益。1909年12月（清朝宣统元年农历十一月），根据《湖南商务总会试办章程》撤消商务管理局，成立岳州商会（小手工业者包括在内），由政府机构，改为民间商业团体。原有各行、帮、会馆仍旧保留，作为会员祭祀祖师及联谊场所。
首任会长吴济忠，会董27人，有会员356人，1911年，吴济忠去职，左秋帆继任会长。城陵矶商埠，则由原地方团董（清末民初为民间民事纠纷之处理人）、团绅（在地方有潜势力的商人）、保正（官府向民间传达政事的联系人），组成商董；对外代表商民应付官府派差摊费等事务。后以商业扩展，与各方交涉频繁，又改组三人商董，以当地经商资力雄厚的湖北帮王衡镒、同慎恒，江西帮徐大兴、闵永兴、长郡帮怡和祥，本帮李万兴、吴恒太、刘永兴等八大商店的老板为商董（俗称八大家），纯以商人办商事，保护商界利益。
第二节 辛亥革命中的商会活动
辛亥年（1911年）武昌起义，10月22日（农历九月初一日），长沙光复。 消息传到岳阳，同盟会员发动群众及商店在门上扦白旗，公开反正；并在文星楼（现岳阳市委第二招待所）设立岳州同盟会会址，驻军及府、县巡防队，均向同盟会投降，岳州遂和平光复。清王朝企图最后挣扎，以保绪统，发兵围攻武昌起义军。起义各省组织军队援鄂，湖南及广西援军经过岳州时，商民在商会的倡导下，对过境军队的食宿粮草，筹集储备，踊跃输捐，使官兵欢欣就道，开赴前线作战。
不久，岳州镇守使（后改称陆军第二镇制统）曾继吾，为扩展实力，从家乡新化县招来新兵一团人。其团长王如春、黄其文恐部队遭到解散，发动兵变，围攻制统衙门，军法处长刘远铎为了消除叛乱，下令解散新兵，由商会筹集饷银，发给新兵作还家旅费，商民虽受摊款的损失，但仅受虚惊，免遭兵祸。从此肇始，商民承担饷银及供应，永无宁日，商会为了使地方得到安谧，成为接待军队的机构。
第三节 辛亥革命前后的商业兴衰
清末岳州地方安谧，且开辟为通商口岸，成为吞吐市场，商业得到一时的兴旺。然而本地的名特产品，随着外商购取原料，加工成品返销市场后，则日趋衰落，逐渐淘汰。国计民生，深受其害。
岳州地滨洞庭，鱼产素称富饶。 清朝道光年间，鱼业蓬勃发展，各类干鲜鱼虾，运销省外及省内长沙、湘潭、衡阳、宝庆（今邵阳地区）等府县，每年干货约二万余担。其经营方式，渔民或商贩，备款先向官府，以资本大小，按甲、乙、丙、丁、戊等五个等级，请领官帖（亦称牙帖），开设鱼行，自售干鲜鱼类；或向来行买卖鱼品的客商，各抽佣金（即现在的交易手续费），每年向官府缴纳牙税。此制沿袭至解放后废止。
清朝尚有粮食、棉花、牲猪、茶叶、土布、山果山货、煤炭、油行、竹木行等，均系领帖开行，抽收佣金。各集市商镇，亦有行业。新墙有鱼、粮食、布、竹木等行；鹿角有鱼、布、粮食等行，营业都很兴旺。
岳州虽非盛产木材地区，但木行中持有“御帖”的“陈天成”，历传九代、至解放止，营业一直居同行之首。
事缘清朝乾隆皇帝，于乾隆十年（1745年）冬季，往游南岳，路过岳州，曾在江西人陈庆隆所开木行借宿，备受优渥款待。翌年农历二月某日，岳州府台将陈请往府衙，告以圣天子钦赐“龙凤御帖”开行，并御笔亲书“天成木行”招牌及封赐经营地域范围。
陈乃以御书“天成木行”招牌营业，沿长江各大口岸，设有陈天成分行，生意鼎盛，为举国同行之冠。抗日战争中，岳阳沦陷，陈家所有房屋产业，荡然无存；乾隆所书招牌，亦被烧毁。日军投降后，陈家后代，仍以原牌名复业，营业仍在同行中领先。解放后，加入公私合营。
岳州木机手织白土布，素享盛誉。在一、二、三、四都（现在的荣家湾、麻塘、新墙、梅西各区），盛产棉花，绒长色白，精纺为纱，由木机织之，平细匀净，谓之都布。省内外客商，在产地设庄收购。据光绪《巴陵志、物产》载:巴陵之产有名者、布……吴客在长沙、益阳、湘潭者，来巴陵鹿角、高挤、孙坞皆有庄，岁可会钱二十万缗（缗是古代穿铜钱用的绳子）”。岳州城区布店，大都销售本地土布，土布为农民的主要副业。开埠后，外商收购棉花，加工精制白布，印染为各类花布，品类繁多，大量倾入，称为“洋布”，以其质优价廉，夺去土布销场，作为乡村农家缝衣等用的土布，遂逐步淘汰。城区布店，则大宗销售洋布；并在门前两侧悬挂“外国绫罗绸缎，泰西呢绒匹头"字辐，以广招来。
洞庭湖中的君山，历代为名茶产区，久享贡茶盛誉。传闻君山茶，为舜帝妃子娥皇女英所亲手播种，经久繁衍，至唐朝成为名茶。到了五代，后唐皇帝李嗣源，在登基上朝时品尝君山茶，见怀中茶叶悬空竖立，似旗枪挺举，徐徐下沉，状极美观，而色味芳香翠绿，甚为高兴，乃将君山黄翎毛，定为贡茶。《巴陵县志》载:“君山茶盛产于唐，始贡于五代”。清朝乾隆皇帝游江南时，曾品尝君山“银针茶”，极为酷爱，谕示年贡十八斤。道光年间，又改君山茶名为黄翎毛。中华民国建立后，由于反动政府对茶农的横征暴敛，兼以洞庭湖匪霸的勒索，名茶受到百般摧残，茶园荒芜，频临灭绝困境。
更因奸商将劣茶假冒君山茶，名声亦遭严重损害。解放后，茶园得到恢复发展，产量增加，制茶技术改进，茶味更加醇美。参加全国名茶评选，仍名列前茅，誉为国优产品。
辛亥革命前后，商业资本雄厚的店铺，绸布店有戴协泰、裕昌祥（这家还有联号阜昌钱庄）及专营绸缎批发的仁昌等；金银首饰业有余振兴、宝成楼、五凤楼等；百货业有景长春、漆永隆、李吉利等；中药业有严万顺、谢天吉等；南货业有戴同兴、同兴泰、鼎成等；酱园业有周德馨、王万裕等；书纸业有同宝丰（后改同丰成）、湘南一等；钱庄有陈恒昌、宜昌、利昌、永昌、裕通等。拥有资金银洋万元至数万元不等，都是当时商场中享有盛名的大户。
南货、百货、绸缎业的货源，多来自上海、汉口，以舶来品居多。销售则以县辖西乡，广兴洲、许市、茅丝铺、杨林所、盐船套等地。再者城陵矶对岸的长江沿岸埠头，自监利以下至新堤（现改洪湖市）一带的集市店铺或农民，批另购货，约占销售额百分之五十；洞庭湖毗连各县帆船，在市区空货后，捎带回程货物，约占百分之二十；而本地城乡集市农、商购买力，约占百分之三十。因山乡贫困，以自耕自给为主，对商品的需求甚少。所以岳阳商业的顾客，以河西、邻县及长江沿岸集市为主。若遇江湖泛滥，堤防溃决，水患成灾，影响年岁歉收，则造成营业衰微。利润得失与水患相关，为岳阳市场的明显特点，
岳阳水运四通八达，为食盐仓储集散之地 。经营盐业的商店，以运盐进店及外销方便，集中在上、下街河口。有罗子昆所营罗福顺、刘美甲所营汇通利、李洽卿所营福康、兰宝田所营宏发祥、吴祀湘所营久康及黎振勋与曾某合伙的信康等。开业时，资金均不过千元。供应市民日需食盐，销售数量有限。而内地各埠来岳卸货空载的帆船，与出省空载返回路过的船只，均在此捎带食盐返回原籍，则数量巨大。各盐店以勤进快销，周转灵活，能保赢不亏。此外，尚有久大、精益公司，销售精盐，盐粒细小如粉状。民间惯用粗粒准盐，因此，售量不大。
抗日战争前，江苏十二圩食盐产地之淮盐商号，运销淮盐至各地，须持有当地引岸（即规定口岸起坡及销售地域）的盐票，每票四千包，每包定量为老称一百斤（老称每斤16两、市称一斤只合老称的14.875两）。岳阳引岸的盐票，原由木制大帆船承运，称为盐船。每船小的可装盐二票半，最大的可装四票。盐船以行驶缓慢，逐渐由一千至四千吨货轮承运，盐船受到淘汰。水路运盐至岳阳后，首先起坡存入盐仓，淡水季节，调拨至常德、益阳、南县、华容、安乡、沅江等县。本市盐店向盐仓购盐，分为缴纳盐税（正税与附加税）及商本两部份。根据不平等条约，盐税的正税为偿还外债的担保，税率不得债权国之同意，则不能轻易变更；附加税则划归省管，省政府根据财政需要而有时增加。有专管盐税征收的榷运局。如遇附加税增加或商本涨价前，则官商勾结，盐店大量购盐出仓，仅隔一二日，即可获巨利。此项好处按官四商六分成，盐店以此牟利发家。尤以罗子昆巧于逢迎，应酬盐吏及淮商号客，牟取盐利为同行之冠，暴发致富，家资巨万。北伐战争时，囤盐居奇，遭致众怒，在农工斗争会上，受到处决。
第四节 南北军阀混战中的岳阳商场
1913年（民国二年），袁世凯夺取国家权力后，将湖南都督谭延闿撤职，代之以其亲信军阀汤芗铭，派兵南下，攻占湖南。北洋陆军第三师师长兼长江上游总司令曹琨，率部进驻岳阳时，湘军尽行撤退，地方机关亦随之转移。当时北军因语言隔阂，生活饮食习惯差异，致使纠纷层出，事故迭起，商民深感困扰。商定会长左秋帆，出面与北军联系，由商会领款，代办部队的生活物品供应，请求曹琨约束士兵，以保商场，使地方逐渐得到安会；而外商则乘机在岳阳开拓市场。因此，商业得到短时发展。
首述外商的经营概况。由于海关设在城陵矶后，帝国主义的经济侵略，得以大肆进入湖南，攫取财富。首先是外商轮船，开辟由汉口至长沙的客货航线。英商太古轮船公司的吉安、沙市轮船及以后的秀山、绥定；怡和公司的昌和、同和；日商日清公司的沅江丸、武陵丸，都各有定期航班。是时，洞庭湖水面辽阔深邃，航行的外商轮船，载重吨位均在千吨以上。客轮分为官舱、房舱、统舱三个等级，床位齐备，并按客票等级，供应饭菜。每日都有长汉班轮过境，商民携款外出购货，甚为便利。轻巧昂贵商品，则随轮自带，亦感妥捷。本国小火轮单放或拖带客货驳船，仅行驶于短途埠际之间，资金、技术、人力均不能与外轮竞争抗衡。更有甚者，当时政府无能，贪污腐化，民不聊生，狡黠者乃铤而走险，伙同散兵游勇，江湖匪帮，拦河抢劫，杀人越货之事，时有所闻，商旅视为畏途。而外轮则有内河兵舰，巡逻护航，商民乘座外轮，可保无虞，以此，外轮垄断了江河航运业务。商民搭乘外轮，以安全得到保障，反视为理所当然。
岳阳以交通便利的优势，招致帝国主义的垂涎，继开通航线之后，英、美、日、德、俄等国的外商，纷纷来岳阳设立公司，或委托本地商店代为销售产品。
煤油以美国美孚公司的鹰牌及德士古的幸福牌，英国亚细亚的铁锚牌，畅销最广。为了打开销路，开业之初便供应配套设备，如煤油灯座、灯罩、斗篷灯具等，并对汽油灯的使用与零件装配维修，派人指导，用户感到满意。且“洋油”（即煤油。当时外商进口的舶来商品，统贯以“洋”字为首。）价格低廉而亮度大，优点超过向来用以点灯的植物油。遂由城市渗入农村。农村向来燃点桐，茶油的鸭婆灯，逐渐受到淘汰。其经营方式，对销售煤油的杂货店铺，给与赊销半个月的期限，到期付款，保持信誉者，更予以优惠，廷长赊销付款期限达一个月。灯具等由城乡百货店销售，购用称便。因营业扩大，美孚公司于1925年及1928年，在城陵矶擂鼓台，先后建储油池三个，储存不同油类，转运长沙、常德、益阳等地出售。后来，俄国光华洋行，于1931年，来岳阳设立公司，销售光华牌煤油。因质量低劣，不及英美煤油，居于竞争劣势，乃另辟途径，只以岳阳为集散地点，转销湖北监利、公安、石首、藕池口、郝穴等县镇。
英商太古、怡和车糖公司，在街河口、油榨岭设立经理处，销售各类白砂车糖。 怡和经理处，系汉口浙江帮商人所开设，车糖品种、质量不及太古糖之齐全、质优；而经营及手腕，又稍逊于本地人销售太古产品之灵活，太古得以垄断市场，怡和在失利中，歇业而去。
日本日清公司，销售仁丹、灵宝丹、薄荷锭日药；德商爱理司洋行，销售化工原料等；李吉利商店则销售英、美、日等国烟厂所生产的老刀、大、小哈德门、称人、樱花等名牌香烟；百货、绸布商号，则由沪、汉购入舶来呢绒、羽绫、白竹布、阴丹士林、钢针、儿童玩具等。本地无工业厂商，原有手工业产品，由于帝国主义的经济侵略，而惨遭淘汰，利权外溢，民更趋穷困。
外商公司在岳阳设立经销机构，均与汉口的资本家有隶属关系。汉口外贸鸡蛋商号姚顺记，为亚细亚煤油公司的投资者。美孚公司为浙江帮巨商杨圣芝为其女婿所开设。
德士古公司系由唐晋记五金号老闾柯宜生，为其妹夫梁松泉开业的资助人。光华洋行则为大资本家王珏所经营。至于本地商行，则多与汉口的外商代理人，建立购销关系。所以岳阳商业，多以汉口的中、外资本家为其依存的幕后主子，赚取的利润，大部份为其主子所提取；对转入岳阳商业的再投资，为数甚微，因此，岳阳商业的利润，尽为中、外籍客帮商贾，攫取而去。本地商民，资金有限，获利不多，巨富亦为数甚少。
第五节 昙花一现的短时繁荣
1913年（民国二年），曹琨率部进驻岳阳后，秉承袁世凯旨意，镇压革命党人，人民因党祸遭受株连，惨被杀害，而商民中亦有波及者，深以为苦。1915年（民国四年），驻湘军阀陈复初率部赶走北军，岳阳驻军未战而退。不久陈倒戈降北，北军于1916年（民国五年），再度进入湖南。在此期间，虽然南北易主，但岳阳侥免战乱，地方小有骚扰，商店派供军差，市场尚无多大损伤。工商业者则在南北交替的夹缝中，得到昙花一现的短时繁荣。
因外商纷至沓来，兼以本地富豪及清王朝覆灭后，罢职返乡的官宦，投资经商，市场趋向活跃，各业店铺，又有增加。典当铺开业三家，更有由殷实户及官僚组建的商业银行。且粤汉铁路长武段于1915年通车。从此水陆交通，车轮辐辏，南北商旅，来市牟利。流动人口之增加，又促使茶楼、旅栈业之兴起。
驻岳阳北军是北洋军阀的嫡系部队，饷银充足，就地花销，尚得其利。外来下江各埠商贾，善于经商，喜爱挥霍，其时髦风尚，使古老城市，步趋繁华，呈现欣欣向荣景象。剧院新盛，开业四家。金家岭的咏霓京剧院（现在市副食品公司仓库对面），邀请京沪名角，轮流登台献艺，红氍毹上，响遏行云。鱼巷子（现在水运公司办公楼地址）的怡园女京班，则为商店阔少，纨绔子弟所捧喝。玉清观的岳舞台及县门口（岳阳楼对面）的怡怡都是巴陵戏演出场所；以岳舞台角色齐全，盛极一时。城区及城陵矶的娼寮妓院，分外来妓女（指每月完纳花捐者）及本地暗娼。城区妓院在汴河园的半边街（现在巴陵西路儿童游乐场的对面）及上鱼巷子、南岳坡与西门岳阳楼下沿河地带；城陵矶则居住在桂花园、堤街地段。外来扬州帮约五十余家，衡州帮约七十余家，妓女人数，约五、六百人之谱。而本地私娼，暗渡陈仓，则不知人数之多寡。寻花问柳场所，虽为社会畸形发展之毒疣，仍可见当时市场繁华的景象。
湖北人徐东海等，筹集资金光洋壹万元，于1914年（民国三年），在竹荫街西医汪仲鼎诊所后院（现在友谊华侨商店地址），创办东海电灯公司，为岳阳有机器工业之始。最初发电量、供商店及居民共四百五十户照明。原来米业，都是碾坊及牛碾米庄，以洞庭庙李树记碾米庄，营业最大。该店后又购置柴油引擎及碾米机各一部，开机米业之先声，业务更加发达。次第又有大昌、恒康、文丰泰、万年丰等机米厂开业。至于作坊业的缝纫、制鞋、织袜、染坊、雨伞、木琢、铁铺、铜铺、毛笔、印刷裱画、碓坊、酱园、糖食、烟丝等总共189家，规模都不大；缝纫业最多为70家，毛笔业最少只四家。1921年（民国十年）前后，岳阳县政府向民间陆续募捐，集资光洋六千元，在县门口（现已圈入3517工厂内），开办救贫工厂一所，招收年在十余龄的贫苦青少年为学徒，教学竹、藤器、木工家具等制作技艺。学徒最多时达到114人。
辛亥革命后，岳阳商业货源，来自汉口的居多。当时沪、汉货物批发价格，以“纹银两”为单位。但市面流通的硬币是光洋。光洋与纹银的法定比值，光洋一元折合纹银七钱二分。上海纹银价格，根据国际市场银价而涨跌。又当时市面流通的辅币“铜板”，“单铜板”每枚当十文（“文”为清朝所铸铜钱的单位）；“双铜板”每枚当二十文；尚有四川“杂铜板”每枚当五十文。一千文则为一串。铜板与银元之比值，也有时波动。汉口钱业公会，每日议订汉口的光洋、纹银比值，印发市场金融行情单。岳阳商会根据汉口金融行情单，撮要抄印发交各大商店、以供向汉口解款应付比期的参考，并作为凋整货价的依据。至于光洋与铜币的比值、市场上每时每刻都在流通，如无统一的标准比值，就会影响货价的混乱。商会议定二者之比值，使市场上有统一的斢换依据。国民政府建都南京后，明令废“两”改“元”，纹银与光洋的比值问题乃不复存在。
旧社会市区房屋矮小、街道狭仄，如遇火警，容易燎原，商会向各商户集资，并向殷实富户募捐，成立水龙局（后改水龙公所）、购置消防器具。在街河口、鱼巷子、上观音阁等街道、修建储水池。听到火警鸣钟，各商店以予先制发，刻有店名的竹筹、担水一担、附筹一片、送交火场储水桶。火后清筹、查出冒送水的商店，予以罚款处分，这对当时互助互利的公益事务，起了良好作用
第六节 岳阳商业的灾难
1917年（民国六年）冬季，由谭延闿率领的湘、粤、桂三省联军，将驻长沙的北洋军阔傅良佐赶走。傅军向北败退，在平江、汩罗一带激战时，岳阳城内到处都是北军的散兵游勇。北军司令王金镜宣布戒严，尚能维持军纪。迨后战事移至东乡筻口将军潭地带，北军牛团长阵亡后，市面即处于混乱状态。
1918年元月25日（农历十二月十三日）黄昏，傅部溃兵开始抢劫茶巷子李吉利英美烟公司经销店，杀死店主李成章。27日夜，溃兵在全城放火，大肆劫掠。烈火延烧三日三夜，无人敢救。30日北军退尽，商会才能出来组织人员，扑灭余火。南正街、街河口、天岳山、竹荫街等繁华地段，大部已成灰烬。岂料，31日，湘、粤、桂联军进城后，对残存零星店铺，如竹荫街的人和当铺（现在解放路南区公安分居地址），又由隔壁邻居屋顶攀登后屋，进入店堂。首则拣选贵重细软物件劫掠，继又放火焚烧铺屋。至进城第三天，由程潜在全城出示安民，抢劫之风，才逐渐停止。商场遭受的损失，是南北军阀混战中最沉重的一次，元气大伤，商业大户资财，有的荡然无存，战后多以小贸营生。
此后不久，北军再度进入湖南。军阀吴佩孚、张敬尧的部队，沿铁路向南进击，攻入长沙，直趋衡阳。另外冯玉祥则率部由岳阳渡湖，往常德地带。南退北进，大军过境，商户又在兵卒骚扰下，遭受供差派款之苦。到次年1919年（民国八年），吴佩孚、冯玉祥两部撤走，张敬尧孤立，湘军乘势驱张。张军退至岳阳，不料湖北督军王占元，派兵堵截张的退路，张部溃兵在岳阳又大肆抢劫，达二十一天之久，商店货物，洗劫一空，民间积蓄，亦被掘地凿壁刮尽。其后，1921年，湖南督军赵恒惕助湖北军阀夏斗寅援鄂，被吴佩孚战败。溃兵返湘，退经岳阳，而北军又尾随重复入湘。城池易手，商场又是一次劫难。商会负责人在兵灾中临危不惧，挺身而出，力求促护市民生命财产；虽事与愿违，而功绩仍足称道。
在湘、粤、桂三省联军驱傅良佐之役，商会会长吴尧臣出面奔走，与美国教会福音堂主教牧师、德国人韩理生商妥，组织《大美国福幼会、岳州福音堂临时妇女数济会》设在塔前街原福音堂及贞信女中（现在的市三中）内面，使妇女、幼儿、老弱人等能有避难之处，免遭溃兵奸淫掳掠之灾。张敬尧退出湖南之役，商会正、副会长陈小平、周明畲，与天主教神父、福音堂牧师商妥，建立避难地点三处:一、城内天主堂黄土坡（现在武装部地址）；二、塔前街福音堂；三、黄沙湾湖滨学校（现在市党校），使人民都能就近逃入避难处所。溃兵在追赶乡民妇女，闯进湖滨学校时，校长美国人雷克曼在校门挡住溃兵，遭枪击毙命。驻汉口美国领事，急派军舰三艘驶来岳阳，海军陆战队登陆，守卫教堂，避难百姓，亦得到庇护。而商会副会长周明畲所经营的公成绸缎匹头号，因奔走救灾工作，无暇照应店务，收藏货物，被洗劫一空，因而破产歇业。商界老人，谈及往事，犹怀感叹。
迨驱张的湘军总司令赵恒惕所辖唐生智旅先头部队，进占岳阳时，地方机关人员，早已星散，无人出面与军队联系。商会又恐军队抢劫，酿成大祸，即时请出绅耆周吟鹤（家淦）、袁鹤义等，以《中国红十字会岳阳分会》名义，办理接待。在乾明寺文庙（现在天岳山电影院附近地带），设立临时办公处，供应部队饮食茶水，稳定军心，以安闾里。直至部队长官出示安民，地方恢复秩序，才停止供应。在军阀战争年代，岳阳商会，成为向商户摊派军队勒索款项及军差供应，负责接待南来北往军队的地方民间团体。而商会负责人则周旋新旧之间，以求地方安定。
第七节 商业之复苏及波折
北洋军阀张敬尧退出湖南之后，在湖南军阀省长赵恒惕统治下，地方渐趋安定，铁路航道运输正常，岳阳市面较为平稳，商业步入复苏阶段，旧店复业，新店开张，呈现一派兴旺气象。商会工作，亦趋正常，在上鱼巷子（现在蔬菜店地址）建造西式两层办公楼一栋。当时的商会会长陈小平，以出租人力车为业，家住梅溪桥，后院建有两层八角亭一座，花坛围绕，绿树常青，虽无胜景，却也清幽雅淡，招来达官贵人，商贾巨富，麇集欢宴，牌博逍遥，而乐在其中。商民对官府有所陈诉，甚至地方民事纠纷，来此托陈向官僚首长说项，多能得到解决。尤以南北混战，岳阳城市易手之际，陈送旧迎新，都能得到双方好感。地方亦在其周旋中，使纷乱局面，早趋安定；人称陈为“南北通”；对商户稍有索取，均乐于给应。解放后，以家无恒产，绅而不劣，对地方公益，颇有贡献，而身少恶迹，人怀旧绩，得保余年。
1923年，直奉战争中直系军阀战败，其头目吴佩孚，率残部第二十五师陈家谟及军舱浚川、决蜀二艘，驻泊岳阳。吴以旧地重游，垂念岳阳历遭战祸蹂躏，尚能体察民间疾苦，未加苛索；并严禁士卒在外捜扰；地方匪患，亦被消弭。由于在局势粗安，加上年岁丰稔，民间购买力旺盈，而原在岳阳购货的滨湖各县及长江对岸市镇商贾，又云集岳阳，营业大增，各行业获利颊丰。
吴佩孚于1924年，率部离岳后，任两湖巡阅使。赵恒惕任命邹序斌为岳阳镇守使，驻兵防守。
1925年（农历乙丑年），久晴无雨，地方遭受大旱，灾情严重。岳阳以交通便利，饥民麋集，日益增多，更因垢藏污积，市肆肮脏，引起疾疫流行。路有饿殍，尸弃沟壑，情状之惨，目不忍睹。旧时政府及华洋义赈会，虽曾放款赈济，但为数不多。且吏胥贪污，层层中饱私囊，实际上灾民所得很小，难解朽腹之危。商会为了消除灾民滋事的隐患，维护市场的安定，倡导救济灾民善举。会长余云臣，邀请商界知名人士谢汉章、谭凤初、冯小松、林悦吾、李少卿、肖毅臣、彭惠吾等，以商会赈灾办事处名义，向各外商公司、大商店、殷实富户，先后募集光洋约万余元；会同宗教慈善团体的天岳山“大化积善堂”，在居住灾民的祠堂、庙宇地点，设立粥厂数处。每日施粥两次，每次人各一大碗，质量稀稠适度，聊解短时饥饿，苟延残生。对因病死亡的灾民，施舍棺材掩埋，免其暴露。这一举措，延续至翌年春季，灾民还乡耕种，才行停止。
在乙丑旱灾年岁，军阀省长赵恒惕，无视灾情之严重，不图拯救灾民，反而在人民生命垂危之际，乘机劫掠民财，造成岳阳钱庄行业之破产。先是湖南粮食，准许出省，运销湖北。全省粮商及本县船帮谷米自买老闾（自船并有资金的粮食经营者），都在滨湖产粮地区，大量购运谷米出省。不料在农历十月下旬某日，停泊在城陵矶完税及在街河口码头业已成交卸载的粮船，正在起谷米上坡时，突被镇守使邹序斌所派的枪兵，自城陵矶沿河起至街河口码头止，迫使粮船起锚，押往南津港内集中，予以封锁。几天之后，宣布湖南省长命令:因本省旱灾严重，民食维艰，所有偷运谷米出省船只装载粮食一律充公。就这样在无禁令颁布在前的情况下，仅加以“偷运谷米出省”的罪名，将船内谷米囊括一空。没收的谷米，以当时市价折算约光洋一十五万元之谱，使很多人家破产，受害者遍及省内粮食外运的经营者。岳阳钱庄大宗放款对象，向来多是营运粮食的船户，船民受此浩劫，钱庄债务，尽成倒账，导致六家钱铺尽行关闭。直至抗日战争胜利后，岳阳才有钱庄开业。
第八节 工商业者的爱国举动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帝国主义的经济侵略稍敛，民族工商业有了较大发展。五四运动以后，人民思想觉悟，有所提高。在大城市发动抵制洋货运动，提倡国货，以振兴本国实业。“九一八”事变后，抵制日货最为激烈，市场上日货两度绝迹。个别偷售日货的商店，则受到了查处的损失。岳阳商会在学生游行示威的带动下，于五卅惨案发生后，岳阳成立“五卅惨案雪耻会”，商会配合行动，向商店查抄日本及英国货物。由于以临近武汉，在运动发生之初，岳阳驻汉庄客（即现在驻外采购员），目睹查禁仇货的严峻形势，预料国货将替代仇货，供少于求，价格必然上涨，而且在实业救国的号召下，购入国货，可免进仇货，冒被查抄的危险，因此，大量购入国货，颇获厚利。
“九一八”事变，国民党政府采取“不抵抗主义”，东北沦陷。幸有马占山将军在黑龙江省举兵抗日，给倭寇以沉重打击，伸张我中华民族爱国志气。岳阳商民中则有自动捐款，交由商会转寄或自寄的共光洋七百元，慰勉将士。稍后，马占山将军即来函感谢，并附本人戎装相片，以作纪念。
（摘自《岳阳工商史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