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任驻外公使，品望最为西人敬服
郭嵩焘（1818－1891），字伯琛，号筠仙，晚号“玉池老人”，湖南湘阴县人，18岁就读于长沙岳麓书院，与同学曾国藩、刘蓉结为“金兰①”。道光十八年(1838年)乡试中举，道光二十八年(1848年)中进士，选翰林院庶吉士。咸丰二年(1852年)，加入曾幕，参赞其事，助创“湘军”，参与镇压太平军。郭为“湘军”及其水师筹措粮饷，在奔走上海期间开始结识西洋人，接触西方世界的物质文明。因对清廷固步自封深感遗憾，于咸丰六年(1856年)，辞职回湘阴县城主讲仰高书院。咸丰七年(1857年)，奉诏赴京，以翰林院编修入值南书房。咸丰九年(1859年)随科尔沁亲王僧格林沁办理天津防务，因功赏戴花翎。不久，奉旨赴山东沿海稽查税务，以裕饷源。郭在京供职3年，咸丰帝先后5次召见，详询军政治乱之道。郭嵩焘深感国事衰败，帝王大臣“去百姓太远，事事隔绝”，遂于咸丰十年(1860年)再次辞职回湘阴，开始撰写《绥边征实》一书，坦陈国家自鸦片战争以来的内忧外患。同治元年(1862年)，郭嵩焘任苏松粮道，旋即调任两淮盐运使；次年，任广东巡抚，因捕盗、筹饷、清理积案有功，被赐二品顶戴。后因督抚交恶、粤绅诋毁，再加上郭(嵩焘)左(宗棠)构怨，于同治五年(1866年)3月被开缺(免职)回到故里，主讲长沙城南书院，主编了《湘阴县图志》。
郭嵩焘一生数度辞职归乡，又数度被朝廷召回并委以重任，最突出的是对中国对外开放的深刻影响。
郭嵩焘是中国最早倡导向西方学习的先行者。早在鸦片战争期间，他就曾在浙江亲自参与抗英斗争；在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他又在天津亲自参与海防事宜。通过这些事件，他认识到“西洋之入中国，诚为天地一大变”，即中国与西方国家打交道是不可避免的客观历史趋势。他不仅利用一切机会，虚心了解和体察西方情势，而且通过对现实和历史经验的研究，认真总结“驭夷之道”。加上他早年接触西洋人的阅历，到了19世纪70年代，他成了朝野公认的最“精透”洋务的人。他于同治十三年(1874年)再次奉诏入京后，于次年以敏锐的目光明确提出：“嵩焘窃谓西洋立国，有本有末，其本在朝廷政权，其末在商贾、造船、制器，相辅以益其强，又末中之一节也。”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他于光绪二年(1876年)，调任礼部左侍郎，先出使英国，任中国驻英公使，继而兼任驻法公使，成为我国历史上第一位驻外公使。
此前，由于中国尚无派遣驻外使节的先例，郭嵩焘被遣使时，朝廷群臣视为奇耻大辱，撰联讽刺：“出乎其类，拔乎其萃，不容于尧舜之世；未能事人，焉能事鬼，何必去父母之邦”湘籍绅士们更不愿与其为伍，亲朋好友也纷纷劝他推卸，郭皆不为所动，决心忍辱负重，毅然出使。光绪二年(1876年)9月，郭嵩焘与副使刘锡鸿等一行近30人，由上海启航赴英，途经东海、南海、印度洋、红海、地中海、大西洋等18个国家和地区。他认真考察沿途各地的政教、军事、民情、风俗、物产贸易等情况，并在香港、新加坡、锡兰、马尔他等地逗留，参观游览，开阔视野，与船上的西方人士交谈，多方了解详情，提出了新的“夷夏观”，并写成《使西纪程》一书，由伦敦寄回总理衙门刊刻。书中有对西方制度的称赞和对中国“虚骄”、“闭塞”的批评，有买足球的软件学习研究西方治国之道和科学技术及引进先进设备的建议，多为开明之举，却遭到国内守旧派的群起攻击和弹劾：“中洋毒”、“有二心”、“桧党”等罪名不约而至。但他不为所动，在英法期间，积极开展外交工作，广泛接触学者及世界名流，精心考究西方的政治、经济、科学、国防、民俗、教育等得失情况，向清廷提出效法西方修铁路，设电报、开矿山、办工厂；当见到英国新闻机构买足球的软件中国吸鸦片者众的图片和报导后，光绪三年(1877年)连续2次上疏朝廷，阐述吸鸦片的危害及禁鸦片的具体措施；在频繁的外交活动中，他坚持《万国公约》准则，有力地维护国家民族的利益和尊严，为加强中国对世界的交流与了解作出了历史性的贡献。为此，当时《西国近事汇编》载他“……不失汉宫威仪，不愧‘国使’两字”。慈禧太后也说：“郭嵩焘是个好政事人，其出使之后所办之事不少。”《光绪政要》（卷十七）载：“郭嵩焘在西洋三年，考究利病，知无不言，其品望最为西人敬服。”
光绪五年(1879年)郭嵩焘卸任回国，托病径回故乡。船抵长沙时，然自巡抚以下，均对他冷漠无礼，无人邀迎。此后，郭嵩焘愤然退出官场，在长沙城南书院专事讲学、著述，度过晚年。然他忧国忧民之心不减，归隐后仍向朝廷提出了驳斥《里瓦几亚条约》、维护国家领土主权、解决伊犁争端和对法战争的主张。光绪十七年（1891年）农历六月，郭嵩焘病逝于长沙。
郭嵩焘一生著述颇丰。主要有《礼记质疑》、《大学中庸质疑》、《订正家礼》、《周易释例》、《毛诗约义》、《绥边征实》、《养知书屋遗集》等。
①金兰：谓友情契合，有深交。语出《易·系辞上》：“二人同心，其利断金；同心之言，其臭如兰。”后引伸为结拜兄弟。